风险沟通是指政府和各行业与公众的合作与对话。
谁需要风险沟通？一个要建立核能电厂的政府最需要风险沟通。那么什么是风险沟通？又如何做风险沟通？什么人是适当的风险沟通桥梁？什么时候要做好风险沟通？风险沟通的说帖要包含哪些要素？什么才是一个合适的风险沟通模式？用比较理论化的说法，模式可以划分为下列各个组成因素：
(1) 来源：也就是风险肇源，发动风险沟通的机构或组织。
(2) 风险讯息：例如建造核发电厂。
(3) 接收者：听众、接受风险讯息的大众或小众，如住在核能电厂附近的居民。
(4) 管道：媒体或其它沟通的手段与方式。
(5) 目的：效果，风险沟通后造成的影响或者希望造成可能的效果。
如果用纯技术的角度去执行一项风险沟通，它将是一种单向沟通。专家向大众倡导某项作为或基础建设可能产生的风险，如果大众不知道这些专家在说什么，也无从质问莫名其妙的统计数字或者专业术语。会产生两大缺失，第一很可能大众不甚了解沟通的内容，第二也许大众无法获得想知道的讯息，因而无从判断风险的大小、严重性或后果。
如果采用另一种台湾社会最为拥护的模式，民主沟通模式，则要注意给予接收者一道公平且公正的过程，并赋予最大参与和决策的权力。这种模式显然非常理想化，看一看台湾的立法院和议会就可以想象这种模式产生的后果。
以台湾在2003年三、四月面临SARS的情况为例，政府或卫生机构开始发现SARS的病例，还沾沾自喜没有病例，对其严重性并未大力倡导或防范，民众也仍然前往大陆已发病地区旅游。甚至事后，也未尝有用乙份完整的报告检讨这阵风暴的得失，同时做一次风险沟通让大众了解日后再有类似情况，我们会怎么做或该怎么做？
许多商家、餐厅在那段期间，营业额大幅下降，旅游业和航空公司的业绩更是一落千丈，对国民所得的冲击很大。如果大家回顾当时的情形，除了静下心来纪念那几位因SARS而牺牲奉献自身性命的医护人员，我们该问执掌卫生行政的官员有没有很正确传递这些风险讯息？他们的牺牲像战士一样勇敢，但是他们死亡前是否真正了解自己面对的敌人？所有的揣测和谣言都该抑止，政府和大众有义务，媒体更应当扛起精确传递风险讯息的责任，这些医护人员不幸牺牲了，他们家人该清楚了解这些事故的真相，这是风险沟通目的之一。
风险承担与行为的正面效益成正比，换言之，自愿的活动较非自愿的活动，行为者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。即使在理论上和实际上，前者的风险较后者大得太多太多了。比方说在北海岸戏水、钓鱼意外死亡的人数一定比核一、核二电厂造成的意外死亡多得多，但是两者不可能放在一个天平上来衡量，就算在地理上两者颇为接近。原因祇是前者是自愿成份居多，后者可是政府规画下的产物。
从保险业者的观点来看，风险沟通是提醒大众那儿有风险，有多严重的风险，然后赶紧来买保险移转你的风险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认知和判断，有健康知识的人知道吸毒、酗酒、吸烟可能造成的风险和伤害，但是这种自愿性高风险行为往往不是知识不足、年轻冲动的族群可理解的，他们自愿承担那些可怕的风险，不知道自己的勇气与风险完全不成比例。
本文摘自：http://www.cubicrisk.com/2_3_08.htm
